唐任伍等｜数字技术赋能共同富裕实现的内在机理、深层逻辑和路径选择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2年第5期
数字技术赋能共同富裕实现的内在机理、深层逻辑和路径选择
作者简介
唐任伍（1953—），男，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天鑫（1998—），男，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通讯作者；温馨（1990—），女，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主要内容的数字技术，作为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标志性成果，不断衍生出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通过赋能做大做好、切好分好“蛋糕”的内在机理，推进共同富裕实现。数字技术通过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推动市场要素便捷流动、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改造传统经济模式、提升人力资本价值、促进管理流程再造创新、赋能生态环境保护，助力学有优教、病有良医、老有颐养、劳有所得，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防止因病致贫返贫、避免“老龄化陷阱”，夯实民生根本的深层逻辑，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实现。推进数据要素的价值化建设、破解数字孤岛和妨碍数字技术发展的“卡脖子”难题、提升数字技术持续赋能共同富裕实现能力，成为确保数字技术融入共同富裕全过程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
数字技术；共同富裕；数字经济；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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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全文推送）一、问题提出
由于参与者的有限理性、投机主义和交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交易双方会因搜寻交易相关信息、获取交易相关信息、与交易对象议价、交易决策及监督交易等行为而产生不同程度的交易成本，导致价格机制扭曲，进而影响经济运行效率，新制度经济学基于此提出以企业组织替代市场协调从而降低交易成本。
随着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发展和广泛应用，实现跨越地理限制的互联互通，改变了市场信息传递与获取的方式，市场参与者借助数字平台去中介化交易实现供需之间的动态平衡。信息要素的流动显著增强，信息搜集成本随之降低，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大幅减少，市场无限接近于交易成本为零的状态，传统信息不对称假设被大大弱化。依靠区块链技术支持搭建的分布式记账实现信息的多点记录与共享，数据信息存储、流转和交易的全过程公开透明且不可被篡改，传统交易中的中心化机构被打破，参与者成为区块链内平行的节点，数据在交易者间的共享与流通渠道被打通，企业利用区块链技术规避职业管理人的委托代理问题，以区块链技术为核心构建的信任机制有效解决了市场参与者交易时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大数据、云计算技术支持下的数字平台将数据要素聚集，再运算构建形成新型信息集散中心，数字平台允许供需双方在较短时间内获取市场上准确且可靠的信息，大大节省了因搜索供应商或寻找需求者而产生的信息搜寻成本和再加工成本，市场参与者依托数字平台实现去中介化交易。以交通服务业为例，数字技术打通了日常交通出行中广泛存在的乘客用车与司机寻找乘客之间的信息不匹配，链接起交通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大大降低了供需双方的搜寻、协商和执行等交易成本，市场参与者借助数字平台实现点对点的直接交易，扭转了传统交通服务区域间供求失衡的状态，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优化，逐步构建成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有效市场。
数字技术引发企业组织更加扁平化，赋能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传统企业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分摊固定成本实现收益最大化，但企业规模扩张导致内部交易成本和管理难度增加，边际成本随之上涨，企业无法无限扩张。由于数字技术低成本易复制的特性，数字信息产品一旦研发成功即可以非常低的边际成本扩大生产。因此，传统企业在实现数字化转型后具有高固定成本和低边际成本的特征，企业获得扩大生产规模的激励，扩大化的生产规模分摊了高固定成本，企业长期平均成本持续下降，实现生产的规模经济。同时，数字技术也改变了传统对于范围经济的定义，由对产品相关性的需求转变为对用户数量的需求。根据梅特卡夫法则，网络价值会以用户数量的平方速度增加，用户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价值会呈现爆炸性增长，企业可以对某一业务积累的用户推广其他业务，从而实现范围经济。
（二）数字技术催生新的经济形态
以5G、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通用目的属性的底层共性技术，推动社会实现“技术-经济”范式跃迁，创造新的生产要素，催生新的经济形态。数字技术广泛渗透和应用到其他行业或其他部门，全面推动市场生产、流通、消费及分配的全流程优化，催生出创新性知识占主导，以数据为核心资源、创意为重要元素的智慧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生物经济、虚拟经济等经济形态，展现出经济持续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并存、经济周期震荡性明显淡化、分享性等特征，并且具有极强的溢出效应。
数字技术在与实体经济融合过程中，实现对产业转型的驱动和价值创造模式的重构，数据要素作为新的经济形态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支撑基础设施建设、生产流程优化、产业发展网络化、治理模式智能化、价值链个性化。数字经济由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和数字化治理四种具体形态构成，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是核心驱动力。按照摩尔定律，数字技术每18个月计算能力接近提升一倍，这在客观上证明数字技术具有持续且强有力推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做好做大共同富裕“蛋糕”新的动力源。
（三）数字技术改造传统经济模式
数字技术赋能传统经济模式转型升级，通过数字要素与传统经济模式中的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嫁接、融合，提高传统要素的通用性和非竞争性，使之能够被不同主体同时使用且不发生损耗。
数字技术赋能传统经济模式转型，一是将工业互联网、云计算中心、大数据中心等数据和算力资源注入传统经济模式的基础设施建设之中，形成数字基础设施；二是推动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和产业化应用，攻坚数字技术的“卡脖子”环节，提升传统经济模式的数字化水平；三是加强传统经济模式的数字化生态体系打造，运用数字化转型系统更新传统经济模式，为传统企业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促进传统经济模式开源；四是以数字技术改造传统经济模式的技术标准，加强传统经济模式中的数据相关技术保护和法律法规制定，推动政府数据、企业数据在得到合理保护的前提下开放共享。
传统经济模式的数字化转型对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产生着深刻影响。由于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涨，传统经济模式下的制造业成本和价格优势逐步被削弱，劳动密集型产业趋于向低成本国家转移，传统经济的增长模式面临着严峻挑战。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工具，以智能机器代替人力资源，提高生产智能化水平，把数据要素融入传统生产，增强企业生产效率，生产要素的成本上涨与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减少之间相互抵消，在此过程中，企业的创新能力得到提升，产品质量大幅改进，同时在提高生产线柔性、降低能耗和污染物排放、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也有显著促进作用。
（四）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实体经济是共同富裕的“定海神针”。数字要素、数字技术、数字平台只有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以海量数据丰富实体经济的应用场景，才能使实体经济做大做强，使共同富裕具备坚实的基础。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助推共同富裕实现，具有全方位价值。在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数据要素是驱动，数字平台是支撑，生态融合是核心，价值赋能是关键。目前，中国数字技术带来的制造业增加值持续增长，信息技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发展迅速。通过数字要素、数字技术、数字平台，在云端构造了完整的实体经济生态体系，前端连接用户及商家，后端连接供应商、物联网，打破传统制造业只能做低端代工的局限，“小单快反”解决了传统制造业的痛点，在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提高实体经济效率的同时，通过个性化设计提升实体经济的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增强实体经济的竞争力。
数字要素是新型生产资料，数字平台则发挥资源连接器作用，形成的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精准捕捉用户需求，催生新的生产模式，智能协同市场主体，创造出一个个“专精特新”的实体企业，对生产过程进行实时线上检测，降低了能耗、提高了精度。
将数字技术渗透、融合到农业领域，与传统农业技术融合，建立生物技术（BT）、信息技术（IT）与智能技术（AT）深度融合的“数字农业”“智慧农业”平台，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丰富农业领域的应用场景，打造研产供销全产业链条、建设产地仓贯通“最先一公里”,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算法、算力支持，形成农产品地域品牌，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为共同富裕筑牢根基。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和支柱，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关键。把数字技术应用到制造业生产的全方位、全流程、全链条，提升制造业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流程等产业链环节的数字化水平，延长、拓宽制造业产业链，赋能制造业降本提质，加速效率变革、质量变革、动力变革，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塑造先进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共同富裕的“蛋糕”就会做得更大更好。
（五）数字技术促进管理流程创新
管理是经济增长的稀缺要素，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社会环境更加多变、复杂，企业和政府被要求能够敏锐捕捉社会需求，高效提出解决方案，实现即时响应，而数字技术的通用目的属性和数字要素的高渗透性打通了传统管理流程中的信息通道，弱化了传统垂直型管理中信息传递的阻碍，赋能全社会管理流程再创新。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企业管理流程变革，区块链、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助力企业实现去中心化、去中介化的实时连接，推动管理结构更加网络化、扁平化；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政府治理结构再造，“互联网+”的治理框架推动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参与，国家治理趋于智能化、精准化和系统化，形成多元参与的协同治理结构。
企业管理层面，数字技术为企业管理流程再造提供底层技术支持。区块链技术赋能企业搭建去中心化、网络化组织架构，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允许企业处理和分析大规模数据，及时感知潜在风险，深度感知客户价值，既推动企业主动寻求管理流程变革以适应数字经济模式，同时又打破传统企业管理的底层商业逻辑和价值获取模式，提供更加个性化、多样化、从以自我供给为核心转向以客户需求和客户价值为核心的企业组织架构，从而实现对社会需求的即时回应，推动企业改变组织架构，消除冗余层级，赋能企业实现高效决策，最终推动企业实现管理流程创新和流程再造。
公共管理层面，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5G等数字技术为政府实现数字治理提供底层技术保障，赋能构建多元协同的国家治理结构，克服了传统科层结构下复杂任务被分解为小而独立问题进行处理，造成政府内部沟通成本极高、数据孤岛问题普遍存在、严重影响政府管理和服务社会的效率的弊端。政府通过数字技术、云计算等算法工具，深度挖掘数据隐含的潜在规律，实现对社会数据和政府数据的系统整合，依托互联网平台打破传统管理过程中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实现跨部门数据资源的整合共享，有效提高了政府决策的前瞻性、精确性以及对风险因素的感知、预测、防范能力，促进政府转变管理过程的决策理念和决策思维，实现由传统的经验决策转变为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科学决策。数字技术赋能政府治理实现决策主体多元化，改变传统公共管理中政府单一主体的僵化管理模式，数据共享有效保障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同时数字政府理念使得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吸纳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等多元化主体协同治理，实现政府治理的跨领域、跨地区、跨系统融合，全方位、多元化、深层次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和服务质量。
（六）数字技术提升人力资本价值
在数字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和决定一个国家实力的核心是人力资源，而数字技术又是释放人力资源潜能的工具。在“技术-经济范式”跃迁中创造出数据和数字技术两种关键生产要素，深刻影响着人力资源管理、劳动关系以及就业结构，人力资本价值在数字时代被重塑。
数字经济是知识型、创新型经济，其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量是数字技术创新，技术创新需要高质量人才和高素质研发能力支撑，特别是在信息互联互通的背景下，劳动力技能必须满足复合性要求。从整体上看，数字技术创新推动了社会对于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市场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持续投入以满足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整个社会的劳动力素质提升后又以良性循环方式激发社会创新活力。虽然从短期视角，数字技术创新发展不可避免会淘汰部分低技能岗位，致使部分行业和岗位出现技术性失业，但长期来看，数字技术进步并没有减少社会中存在的总工作量，相反因技术革新导致的低技能失业现象会被技术变革所带来的长期正面创造效应所抵消，进而提高经济社会的就业总体质量，实现人力资本价值的提升。
数字技术在推进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也在优化人力资源在第一、二、三产业中的配置，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岗位逐渐被数字技术替代，这些低技能劳动力逐步转向以数字技术为底层技术构建的数字服务业，社会的人力资源逐渐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转移，总体上呈现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就业结构转换的趋势。而从劳动关系视角，传统的观点是低级化的产业结构必然导致低质量就业水平，低附加值产业还会导致资本与劳动利益的直接对抗，导致劳动关系紧张。而在数据和数字技术等新生产要素的支撑下，产业结构顺利实现升级，全社会的总经济福利得到提升，共同富裕的“蛋糕”被做大做优，社会整体就业质量提升，资本与人力资源之间的关系也会大大改善。总的来说，数字技术推动了经济形态演进，赋能传统经济高质量增长，社会就业结构相应得到优化，人力资源质量实现改进，人力资本价值在此过程中完成提升。
（七）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保护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是高质量发展的内核，更是关系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时代共同富裕“蛋糕”做大做好的成色和品质。因此，要充分发挥拥有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的优势，切实发挥数字技术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放大、倍增作用，以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保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统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相互支撑，为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实现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保护、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契合点与发力点，一是依托区块链、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和数字化集成平台，构建包含空气质量、植被覆盖程度、水质等生态环境指标的动态监测系统，敏锐捕捉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风险隐患点，一体化监测与维护生态体系中的“空天地人”。同时，更要链接起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机理，把增强现实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投入应用到“云-管-端”协同合作的产业信息链之中，推动生态旅游产业、生态技术产业、生态养生产业发展，最终实现绿色经济化和经济绿色化，提升共同富裕“蛋糕”的成色和品质。二是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建立生态资产数据库，推动生态资产价值评估、生态产品市场交易和生态补偿的数字化建设，搭建生态资产数字台账，实现生态资产动态管理，探索构建数字化生态补偿机制，通过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智能化生态补偿平台，把生态保护补偿、生态损害赔偿和生态产品市场交易等机制有机结合。三是利用数字技术构建生态资产价值核算体系，以数字化核算系统赋能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体系管理，为实施绿色发展、做大做好共同富裕“蛋糕”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持。四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围绕生态资产管理、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治理搭建生态信用体系，助推碳达峰、碳中和的实现，在全社会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三、数字技术赋能资源合理分配，助力切好分好共同富裕“蛋糕”数字技术不但赋能做大做好共同富裕的“蛋糕”，而且助力社会资源在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领域的合理分配，赋能切好分好共同富裕“蛋糕”（见图2）。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实现教育均衡发展是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更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数字技术作为一种通用目的属性技术，在教育情景中的应用解决了传统教育模式中的局限，赋能教育向更加公平、共享和开放的方向发展，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推动共同富裕实现。
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有效缓解了相对落后地区师资不足、教育资源不均衡，助推教育场景公平。教师作为教育教学中最关键的要素，承载了最重要的知识资本，在相对落后地区，乡村优秀师资的不足往往导致学生难以接受到优质教育，而5G等数字技术赋能构建的远程教学场景，彻底解决了传统线上教学中的网络环境不良、音视频延迟等问题，乡村学生可以在“5G+双师”模式下实现线上线下的即时互动，大大提升学生学习效率，有效解决乡村优秀师资短缺、课程开设不全等问题，保障了相对落后地区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同时，线上录制课程确保优势教育地区的课程资源可以被有效分享到乡村等相对落后地区，既能满足学生培养需求，又保障了基层教师自我提升的渠道，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大大缓解了地区间教育资源的不均衡问题。
数字技术驱动教育范式从“供给驱动”转向“需求驱动”，教育理念由“自上而下”转为“自下而上”。传统教育范式推崇“自上而下”，学校按照固定的教育纲要培养授课，学习者多样化学习需求无法实现。数字技术通过“互联网+教育”的模式，不仅使教育资源供给多元化，而且可以针对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提供优质、专业的教育资源和服务，既满足学习者的多样化学习需求，更赋能优质教育资源的按需分配，推动教育范式实现“自下而上”的转变。
物质丰裕不是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唯一条件，而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却是是否真正富裕的关键因素。数字技术赋能教育改善学生的行为习惯，使青少年学习和接受新知识、新技能变得更加容易、更加快乐，能够塑造孩子们成为一种“精神性”的人，拥有一种乐观向上、踔厉进取的财富观，克服惰性心态，激发出创造财富、创造幸福生活的内生积极性、创造性潜力，缓解区域不平等和阶层固化，打开遭受贫困桎梏的青少年心扉，避免“贫穷陷阱”对共同富裕战略目标实现的侵蚀，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代际传递问题，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二）数字技术助力“病有良医”，防止因病致病返贫，推动共同富裕实现
中国取得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基本解决了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顽瘴痼疾，但要防范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成为共同富裕实现的最大障碍。通过数字技术助力高品质、智慧化的医疗服务体系构建，实现“病有良医”，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成为切好分好共同富裕“蛋糕”的重要环节。
数字技术赋能病有良医，提升医疗效率，防病患于未然，推动共同富裕实现。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22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在线医疗的用户规模已达2.98亿，互联网医院总数超过1 600家，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公立医院数目超过7 700家。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装备起来的医疗机构，运用数字技术普及健康知识，引导社会大众进行健康生活，同时运用数字技术及早发现身体中出现的各种疾病，将疾病医治于未病、小病之时，无病防病，早发现早治疗，避免小病发展为大病最终导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为“健康中国”战略建设贡献数字技术的作用。
数字技术赋能疾病的诊疗，提升诊疗效率。人食五谷杂粮，病患在所难免，关键是如何提升治疗水平，减少病人痛苦和负担，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出现。数字技术通过海量数据和丰富的医疗应用场景，集合数字化、智能化的优质医疗资源，打破稀缺医疗资源供给与病患需求之间的矛盾和空间局限，通过数字医疗一体化平台，在患者就诊的前、中、后三个阶段发挥重要作用，完成线上诊断、咨询、挂号、导诊和缴费等就医环节。数字医疗平台“零边际成本”特性，节省患者的就医时间和就医所需的往返路费、住宿费等费用，而远程问诊、远程影像、远程医疗的数字化和跨区域共享不仅助力科学、准确诊疗，还大幅度降低患者的医疗开支，提升医疗机构服务效率，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有效降低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概率，推进医疗服务的广覆盖、均等化、共享化和公平化，赋能共同富裕实现。
数字技术赋能医疗公平，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共享，使偏远乡村等欠发达地区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患者医学影像、检验数据的互联互通、互认共享，以及数字技术首诊面对面、复诊屏对屏的优质医疗手段，破除了医疗领域的地域、身份歧视，用数字技术推进医疗服务的广覆盖、均等化、共享化和公平化。
（三）数字技术助力“老有颐养”，避免“老龄化陷阱”，推动共同富裕实现
2021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673 6亿人，老龄化率达到18.9%。中国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应对失据就会陷入“老龄化陷阱”，危及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因此，数字技术作为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支柱”，通过物联网、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赋能“老有颐养”，发展“健康老龄化的数字技术”，赋能老年人生活，帮助老年人克服生活中的“数字困难”，享受数字技术红利带来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健康地步入老年的每位老年人生活得安心、舒心，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数字技术赋能智慧养老产业发展，合理配置养老资源，搭建老年应用场景，推动养老服务从“老有所养”转向“老有颐养”，在保障养老服务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有效满足老年群体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扭转养老服务中存在的供需脱节及不匹配问题。共同富裕不仅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是体现在精神需求层面的满足，通过克服横亘在老年人面前的“数字鸿沟”，使之成为“数字跳板”：拓宽老年人的信息获取渠道，开展数字时代“新扫盲”，帮助老年人掌握数字技术，利用数字技术搜寻到健康知识、生活信息等方面内容，丰富老年人的思想活动，满足“老有所学”的精神需求；拓宽老年群体社交空间，缓解老年群体的孤独程度，保障老年群体利用数字技术保持必要社交，减少因隔绝而产生的孤独，有助于老年群体保持积极乐观态度；提升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对数字技术的体验感，积极应对老龄化挑战，使老年群体实现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的共同富裕。
（四）数字技术助力“劳有所得”，夯实民生根本，推动共同富裕实现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突破创新，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着深刻变革，数字技术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驱动作用日益凸显，对就业数量、就业形态、就业结构等产生着重大影响，直接影响着共同富裕的实现。
数字技术在与实体经济融合过程中催生新的经济形态，推动传统经济模式发生改变，一大批新技术、新产业以及新业态的出现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统计，数字技术发展已经带动了超过两亿就业人口，预计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接近3.8亿，数字技术赋能“劳有所得”成为社会常态。虽然数字技术的发展替代了大量低技能劳动岗位，但数字技术赋能新产业、新业态创造了大量新职业、新岗位，拓展了就业新空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显示，近五年由数字技术创新所产生的新职业超过了56种，数字技术驱动社会就业总量大幅增加，数字技术赋能“劳有所得”成为社会常态。
第一，数字技术的研发、创新是驱动数字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推动数字经济增长必然增加对数字人才的需求，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实践应用及复杂应用场景的推进同样需要大量优质的数字化人才投入。
第二，数字技术推动雇佣关系趋向非标准化，用工关系更加灵活，劳动者获得了大量灵活就业的机会。灵活就业使被雇佣者在工作场所、时长和报酬支付等方面更加灵活多样，劳动者被允许同时建立多个劳动关系，被雇佣者对雇佣单位的依附性显著降低。灵活就业普遍推广不仅打破了传统就业模式的时空限制，允许就业者以远程等方式开展工作，更推动了低技能失业人群的再就业，以灵活形式进入数字服务行业实现快速就业。
第三，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推动更多人有机会获得资金支持，特别是对于缺少财务流水的初创者和受限于地理位置的弱势地区，数字金融的支持改善了中小微企业的创业环境，创业、创新潜力被激发，释放出更多的就业岗位，从而显著改善就业，推动收入提升和经济增长，更有助于实现城乡及地区间的协调发展，助力实现“全民共富”。
四、提升数字技术赋能共同富裕实现能力的政策建议数字技术以产业边界模糊化、边际成本趋零化的优势，加速经济增长、促进供需对接、创新增长模式、优化市场资源配置、培育新市场新业态，赋能做大做好、切好分好共同富裕“蛋糕”，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现发挥了重大作用。因此，进一步提升数字技术赋能共同富裕实现能力，意义重大。
（一）推动数据价值化，确保数字技术可持续供给共同富裕
数字技术作为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标志性成果，成为颠覆经济增长函数、驱动传统经济实现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生产要素，而且是一种提升土地、资本、劳动、管理等传统要素价值的稀缺、高阶要素。因此，保障数字要素的可持续供给，明晰数字技术要素的产权制度，是保持市场有效运转，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共同富裕“蛋糕”的基础。
首先，要以立法形式明晰数据要素所有权，明晰数据要素的所有权归属，厘清个人数据隐私与公共数据共享之间的边界，通过立法形式保障数据产权，为数据要素的市场流动建设良好制度环境。其次，要建立合理的数据定价和收益分配机制，建立数据要素在与其他要素融合过程中产生收益的分配机制，根据数据种类、应用场景、数据实时等多种特征探索动态与静态结合的定价模式，确保数据价值的合理分配。最后，要制定数据交易规则，规范数据交易市场，保证数据交易的规范合理，做好监管者工作，做好数据交易前的动态评估工作，增强数据交易中、交易后的监管力度，实现数据交易的有序推进。
（二）加强数字技术伦理建设，破解数字孤岛，保障数字技术使用的公平公正
数字技术作为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工具，对其合理有效的利用能够创生更多财富、推动经济成果公平共享、实现共同富裕等积极效果。反之，缺少适当的宏观调控，可能会引起社会数字鸿沟、数字垄断、数字伦理等问题。避免数字问题，需要实现数字技术普惠化，建立广泛覆盖的数字基础设施，确保行业间、产业间、地区间享有公平的数字技术利用机会；推动数字素养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内容，实现数字技术和服务的使用普惠性和广覆盖；利用政策工具、资金和人才重点扶持不发达地区和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强数字伦理建设，出台促进数字技术发展的政策、法律。
数字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数据孤岛、数据垄断等数字伦理问题，严重破坏了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价值，阻碍了数字经济发展。数字技术作为一种通用目的属性技术，只有在被充分应用、充分流通中才能实现价值最大化，这就要求推动数据要素的便捷流动，打通数字技术传播障碍，保障社会成员公平使用，确保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可获得性，打破数字鸿沟，推动数字技术的合理共享。因此，亟须建立数字技术领域的反垄断机制，以维护公平竞争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实现数字技术的安全使用和管理。
（三）加快数字技术创新，破解制约数字技术发展的“卡脖子”难题
数字技术发展迅猛，更新换代频繁。尽管中国赶上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历史潮流，但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比较，在数字技术发展上还存在一些差距，尤其是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原始创新不足，芯片、光刻机、精密机床等更是成为制约中国数字技术发展的“卡脖子”难题，导致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后劲疲弱。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高科技全面遏制和打压的背景下，面对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买不来、要不来、求不来、化不来”的现实基础，必须立足技术的研发和创新，加速破解制约数字技术发展的“卡脖子”难题。
加快数字技术创新，破解制约数字技术发展的“卡脖子”难题，首先要实现人的数字化，在全社会宣传数字资源是战略性资源的理念，形成人们不仅理解数字资源的重要性，而且学数字技术、用数字技术的社会氛围。其次，实现设备的数字化，建构一个组织架构推动人财物事等各类要素的在线化，拉动产供销研在线化，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在线化，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在线化，尤其是建立数字制造业，通过数字设备控制生产运行全过程变化，掌握任何一个设备数据的运行趋势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最后，实现经营数据的数字化，让数据流动并使之成为决策的依据、监管的手段、评价的工具。
破解数字技术发展中的“卡脖子”难题，把数字技术、数据要素融入生产、加工、销售、物流等全流程、各环节，政府是顶层设计的掌舵者，市场是实施的主体。数字技术作为市场带来的技术创新，是充分尊重人的自主性，适应日趋复杂、多样、差异化的市场活动的必然产物，需要激发具有自主利益动机而形成的企业家的内在动力机制，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实现对研发、生产、安全预警等方面的系统分析，敏锐把握市场需求，及时感知风险，构建需求驱动发展的良性发展模式，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破解数字技术的“卡脖子”难题。
（四）深耕数字技术融入共同富裕全过程，保障全民共享富裕
数字技术驱动数字化发展，形成的数字经济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为人类带来巨大的数字红利。但一些地区、一些行业数字技术发展起步较晚，数字红利未能得到普惠。因此，政府要从宏观角度推动数字技术融入共同富裕全过程，统筹协调区域、行业数字经济发展，确保区域、行业不掉队，填平数字鸿沟，推动数字技术红利的普惠共享。
数字技术发展和共同富裕实现具有共同的价值理念，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奉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数字技术发展和共同富裕实现在理论上都强调全方位发展，都是为着解决现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涵盖物质生活的需要和精神生活的需求，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以党建贯彻整体智治、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文化以及数字法治等全方位、系统性、重塑性变革。数字技术发展与共同富裕实现二者在实践上相互促进、相互成就，数字技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以激发发展活力、增添发展动力，有利于构建富有创新引领力的高质量发展模式，为实现共同富裕夯实物质基础、完善制度体系并建立引领和驱动机制；共同富裕实现又要求和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大幅度提升数字技术的应用水平，为数字技术发展注入鲜活动力。
（全文刊发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第3—13页。）※ 阅读提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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